基此，菲韦格认为，解释是一种片段论题学（ein Stueck Topik），它非常适宜于上面所提及的更变[106]. 显而易见，论题学意义上的基本前提通过谈话者的接受而得以正当化。

这样，中世纪各城邦制定的法则（statuta，一种城邦立法）相对于罗马法而言则属于特别法，具有优先于罗马法适用的效力。然而，评注法学派像他们之前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一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均存在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其中潜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深层危机。

笔者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不同时代的法学者有可能遭遇相同的知识与方法困境，面临相同或类似的法律难题。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55）。[104]在摩德纳起诉的波伦亚人是否受摩德纳地法则支配？如果按照阿库修斯前辈胡果里努斯和阿佐等人坚持的法院地法观点，则应当适用诉讼程序发生地的法律和法则（iura et statuta illius loci， ubi agitur iudicium，sunt conservanda）。[160]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55—156.[161]梅特兰等，见前注[50]，页119。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评注法学派 法学的科学性 共同法 推释 。

[152]该机器由围绕一个中心旋转的半径相同的5个圆盘所组成，每一个圆盘包含9个基本概念或者问题，它们分别是：①主词圆盘（Circulus Subiectorum）：神，精神，身体，人，感觉，植物，工具，占有，行动。[3]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在智识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5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50页。

换言之，法学论证的前提并非公理体系推论的初始命题，它们不具有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不言而喻的性质，即：它们不具有逻辑上之必然的特性，而仅具有或然性，属于可争辩的问题领域。当它们（B）作为特定的关系考察时，则要么涉及的是语言联系（词语亲缘关系），要么涉及的是如下关系：（1）属。还可以进一步说，自然科学提供普遍的（自然）法则，文化科学通过描述在历史中铸造的具体的形态（Gestalte）而具有个别记述的（idiograpisch）性质：前者为（自然）法则科学，后者为（历史）事象科学（Ereigniswissenschaften）。假如人们不想失掉证明的理解（Beweisverstaendnis），就不允许放弃论题和论题目录。

在此意义上，论辩和问题定位属于辩证推理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它必须满足或符合4个条件：第一，这个法律公理体系必须是没有矛盾的。

诚如我们所见，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非体系化的论题目录本身为共同理解提供了某种把手。因此，用自然科学概念来表现文化生活，这种作法虽然可能有其正当理由，但仅仅用这种方法是不够的。这表明：在某些领域对问题的把握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而且极为少见。[74]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74页。

[85] 有关论题学与意大利方法之间的关系，见Viehweg， a.a.O.， S. 62ff. [86]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43页。换句话说，问题的引入影响体系的选择，通常导致体系的多元化，却又不能从某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genus）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57] 见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 中文版序第7页。

See Bernard E. Jacob，Ancient Rhetoric， Modern Legal Thought， And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on The Translation of Viehweg‘s Topics and Law‘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Summer 1995）。[19] 比较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第5页。

[86]秉承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倡导几何学证明方法的笛卡尔就成了近代哲学的始祖。[63] 参见廖义铭：《佩雷尔曼之新修辞学》，第328－329页。

故此，如果法学家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而将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有待充实意义内容的框架结构，那么将论题学的片段性的省察与公理学的演绎推理方法结合起来完成法律的体系建构和体系解释，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从诠释学的立场看，对事实的解释和对法律规范的选择（法律发现）是一个对流的（相向流动，gegenlaufig）过程，或者如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1899—1990）所言，这是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目光的往返流转[54].阿图尔·考夫曼则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把事件与正确的法条（Rechtssatz）带入一致（In –die-Entsprechung-bringen），或者说是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相互对应或相互接近。[40] 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8页。换言之，体系的引入影响问题的选择。正如施蒂希·约根森（Stig Joergensen）指出，法学及司法裁判的特色正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是在处理评价的事[34].拉伦茨也认为，要理解法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53] Theodor Vieh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5.Aufl.，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 1974， S.112ff. [54] Karl Engisch，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Heidelberg 1943， S. 15. [55] 参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7月版，第93页及以下页。

或者如哈特曼所言：困局（问题）思维并不怀疑有体系的存在，也许确定的存在体就潜藏在其本身的思维之中[101]. 诚如菲韦格所分析的，我们不能否认问题和体系之间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实质交错关系（wesentliche Verflechtungen）。这种认识和传授知识的活动，当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以自然科学理论旨趣建构的社会科学。

它们必然由于问题的存在而可能随时中断。据认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1）最早将类型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最早将之引入一般国家学（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7页）。

法律家们经常以论题学作为论证的模式。尽管通过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所获得的结论之可靠性、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证明及精确的测量那样的程度，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法学是一门学问，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37]. 三、作为实践知识的法学：视角的回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试图寻求一种视角的回归，即回归到内在观点之法学或法学之内的法学，而不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法学外的法学）[38].这种内在观点之法学的重要之点，在于它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

[69]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下），第351－352页。因为（我想说）它们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将材料当作证明的位子。[4]当时，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将这个概念法学的理想讥之为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崇拜[5]. 然而，现代的法律家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例如法律数学），即使建立起一个法律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也是十分困难的。参见Viehweg， a.a.O.， S. 17.另见舒国滢：《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载《在法律的边缘》，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65页。

它们使问题和答案得到有序整理，并且指明到底什么样的进一步考量是有价值的。只有经过这个过程，事实和规范及其之间的意义才可能相互澄清，并由此判断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或一致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对应性或一致性[5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夫曼认为，法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而且法原本即带有类推的性质[57]. 最后，我们强调法学是实践知识，其运用的 个别化的方法即为情境思维和类推思维的方法，无非是要引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法学是提问辩难（Quaestio）[58]之学，对话论辩之学，或者辩证推理的学问。

[89] 据考证，维柯曾于1708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式》（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对古老的研究（修辞学、论题学等）和新的研究（主要是当时的科学方法）之优劣进行比较，强调古老学问的思想价值。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法学的个别化的方法，就是情境思维 （situational thinking， situative Denkweise）的方法。

谁也不希望法学被其他的学科确认为有病的学问。即使一度确定的东西也可能会被他人（论敌）无情地摧毁。

有了这张化学元素表，法官按图索骥，就能够确定每个法律原则、规则、概念的位序、构成元素、分量以及它们计量的方法，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此外，寻找前提的思考方式也为现代科学很少顾及的迫切问题提供一般的观点和观点目录。而被创制的事物的目的不是笼统的，而是与某物相关，属于何人，它是行动的对象。行文至此，也许仍有这样一些问题在人们的脑海里盘桓萦绕：法学真的不强调科学性吗？法学难道与公理推演体系完全绝缘？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结合的方式建立兼容论题学思考与公理学思考的法学？因为在当前这个分析的时代，如果法学不能很好地做到清晰、 精确述说的方法转换，那么其终究逃脱不了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学和逻辑学对法学自身所使用的语言和方法进行病理的诊断。

作为科学的目的，真理是理论真理，是最深刻、最精彩、最普遍的说明[24].它建立在3个基本的预设基础上，即：（1）心灵的同一性。[16] 见[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地区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译序第12－13页。

第21章讨论在无争议的场合能否通过寻问有哪些合适的证明来源来创设可能的考察方式，这也是接下来两章论述的主题。一旦问题是根据某种默认的尝试性理解之背景来加以理解的，那么问题的解答就能够按照下面的方式来重构：它被带进了多少有些清楚、多少有些广泛的推演关联结构（Ableitungszusammenhang）之中，由此揭示问题的答案[100].假如把这个推导关联结构称作一个体系，那么也可以简单地说：旨在寻求解答的问题是归结为体系之内的。

[8] 公理体系的四个满足条件，是卡尔·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出的。其在功能上必须看作是思考的定位之可能性和入门的途径。